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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信息:林徽因绘制《注释》手绘图与各版本《注释》丨中国嘉德2023春拍

2023-05-18 12:15:18 来源：中国嘉德拍卖

营造学社在昆明麦地村恢复了正常工作。 1939年秋季至1940年2月，父亲和刘伯伯（刘敦桢，编者注）率队，带领莫宗江和陈明达先生二人到四川、西康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一次大型古建筑野外调查。半年中他们走过35个县，调查了古建、崖墓、摩崖、石刻、汉阙等730余处古建古迹；与此同时，母亲和刘致平先生 “ 留守 ” 麦地村，由母亲坐镇主持日常工作。在兴国庵简陋的殿堂之中，呈现出一派繁忙的工作场景 —— 尼姑庵大殿成为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工作室，工作台上面立着各尊菩萨，绘图桌与菩萨们共处一殿，母亲他们用大布把菩萨略微遮盖起来，供台下面摆放几张桌子，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，这便成为特地为古建研究自制的绘图台，屋内既无吊灯也没有台灯，采光全靠从小窗透进来的自然光线。大量的绘图和文字资料不断摆上案台，厚厚的数据资料亟待查证、分析和整理。

——梁再冰口述，于葵执笔，庞凌波潘奕整理

《梁思成与林徽因：我的父亲母亲》

(资料图)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21年10月第1版

“1939年秋季”这个时间也与大图纸中“民国二十八年八月”(1939年8月)纪年相吻合，也与梁思成先生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序中所写“从1939年开始，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止”的时间相吻合。至此我们认为，王世襄藏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手绘图手稿当为此时期的产物，为建筑师林徽因1939-1940年间绘于龙泉镇。

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所藏梁思成先生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手稿（下文称“清华本”）是营造学社团队绘制的标准工程图，共34张，包括“壕寨制度”图样1张，“石作制度”图样5张，“大木作制度”图样28张。而王世襄先生收藏这批图纸（下文称“王世襄本”）是林徽因先生绘制的，属于“版式稿”和研究草图，分大图紙和小图紙兩种。大图纸熟宣质地，文字用毛笔书写，尺寸为63×48.5cm，共38张，其中37张每一张均有数字编号，分别为9-45。其中编号9-37的28张图纸结构内容与清华本“大木作制度”工程图完全一致，顺序也一致。清华本6张关于“壕寨制度”“石作制度”的图样不见于王世襄本大图纸。王世襄本大图紙边角有批注，其中提出的疑问与改正意见，在清华本中已经修正。因此，王世襄本的大图紙当为清华本的“版式稿” ，经笔迹对比，确定为林徽因先生字迹。大图纸编号左：大图纸编号9局部右：大图纸编号25局部左：大图纸编号28局部右：大图纸编号41局部编号38-45的8张图纸，不见于清华本，编号41的图纸侧面有标注“此图问题甚多”，可知，这一时期对大木作制度的研究止步于大图纸编号37，编号38-45的图纸应为研究草图，尚未定稿，故未画成营造学社标准工程图。另有1张“小木作制度图一”无编号，历次出版皆无，图解的是“版门，双扇版门”，绘制了“门高七尺以上之制”和“门高七尺以下之制”。以毛笔绘在宣纸上，说明此部分的图解已经成熟，却因小木作制度并未完全图解而未出版，这也与梁思成先生自序中写的“分上下两卷”出版一致，此部分不属于“上卷”部分。

大图纸无编号局部

此38张图纸的书写，随意洒脱，行文连贯，有一气呵成之感，亦可见绘制者思维的敏捷与缜密。3张图纸上绘有简笔小人，寥寥数笔，形神兼备，而这正是营造学社经常使用的参照符号，在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中特别多见。非具有深厚的速写功底，不可为之。清华本有两张绘有简笔小人，也与王世襄本大图纸一致，即编号35和37的大图纸均绘有简笔小人。另一简笔小人绘制于“小木作制度图一”。大图纸局部

尺寸较小的图纸，白纸铅笔绘，28×22.5cm，共48张，每页一角编号，分别为1-48。内容包括“小木作制度”卷六至卷九，及“瓦作制度”“砖作制度”。由于大图纸中有一张“小木作制度图一”，图解的正是“小木作制度一”开头的“版门、双扇版门”，所以这些铅笔绘稿的1号越过“版门”而从“乌头门”开始，据此我们猜测，小图纸当绘于大图纸之后，在“大木作制度”基本定稿之后，才开始小木作制度的图释。这些铅笔图纸上写下的疑问和思考比较多，对《法式》的理解十分深刻，经笔迹对比，确定为林徽因先生字迹。

小图纸编号小图纸编号小图纸局部在这个时期，学社确实已无经费可以支撑他们去做大规模野外考察了，这对爹爹和同事们来说是一种无奈和困境，但这也同时给了他们另类的选择和机遇。他们被“困守”在李庄寂寞黯淡的小屋中，伴着青灯古卷，这也让他们有时间静下心来，继续他们能够做的工作 —— 全身心投入梳理和总结他们以前的考察和研究成果。战前营造学社已经勘测了两百多个县近三千处古建筑，他们在现场实地攀爬斗栱，亲自动手测绘，得到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，这使得他们这些“营造学人”对李诫的“天书”《营造法式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，对于唐、宋、辽和金，以及明清等建筑的工艺艺术，和各个朝代间更迭时建筑特征的变化已经有了超乎寻常的认知，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建筑系统思维和框架体系。通过大量制图和修正以往的绘图错误和判断，父亲潜心于图解 “ 法式 ” 的同时，他自己的思维体系和研究框架也进一步形成。

——梁再冰口述，于葵执笔，庞凌波潘奕整理

《梁思成与林徽因：我的父亲母亲》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21年10月第1版

由此可知，梁思成先生的手稿（包含大木作和小木作）是在李庄时期完成的，并且是在修正之前的制图的基础上绘制的。因此我们认为，王世襄本是清华本的基础，清华本是王世襄本的修正。因为小木作部分是草图，所以最终没有绘成工程图。费慰梅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分别在自己的著作里记载见到过为《营造法式》绘制的一百多张图，与此相合。梁思成先生绘制的草图被他带回清华，但因为只是草图，所以1950年代没有出版，只油印了一些供清华内部教学用。目前梁思成先生的小木作原稿已经丢失，清华大学只有几张不太清楚的油印件。1960年代研究工作重启之后，清华大学徐伯安先生画过一些小木作图样，梁思成先生只看过其中的4、5张，所以1980 年代清华大学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(卷上)的出版也没有小木作的图样。2001年梁思成全集出版，这部分小木作图样在第七卷中出版，并附有徐伯安先生的编后记，说明这部分图样是徐伯安先生画的，梁思成先生小木作手稿已丢失。附：各种版本的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：一、1950年代本，以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所藏梁思成手稿为底稿出版，目前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“不外借”书架。所幸这批手稿后经五洲传播出版社2022年1月以扫描图形式出版，书名《宋营造法式图注》，共有图样34张，无文字。二、198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《营造法式》研究小组出版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（卷上），图样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系《营造法式》研究小组修正，增至58张。详情见1980年代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（卷上）前言。这个版本目前依然可见于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2015年1月出版的《中国古建筑典范 —— <营造法式>注释》。三，2001年《梁思成全集》出版，第七卷为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，增加了徐伯安先生绘制的小木作制度图样。详情见《梁思成全集》第七卷编后记。 1980年代《<营造法式>注释》（卷上）前言

2001年《梁思成全集》第七卷编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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